《白领》 --- 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死与生

《白领》 --- 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死与生

白领是近百年来增长最快的群体。在中国，改革开放不到50年，白领就占到各大一线城市总人口的50%以上。在白领群体中，房价难以承受，996加持，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社畜”、“屌丝”、“佛系”某种程度上都是对白领阶层的准确描述。

阅读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清志向，赖特·米尔斯在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详细描述了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历史和生存状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白领阶层的处境。

美国中产阶级的变化

旧有美国中产阶级的主体是农民和小企业主，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企业家《白领》 --- 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死与生，他们大多拥有自己赖以劳动的财产。

从杰斐逊、林肯到罗斯福、威尔逊，自由主义的观点是“一个社会如果还没有通过将财产分成小块而达到‘社会成熟’，就不能被认为是真正文明的社会”。小资本家曾经被期望统治社会。由于财产本身就滋生权力，自由主义认为财产的普遍和大致平等的分配是国家自由的总体基础，很难说失去了经济独立的人拥有真正的自由。

但进入20世纪后，美国人口增长趋于稳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出的产品越来越多，但市场却没有相应扩大。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为了增加利润，农业必然向着规模化、不断集中化发展，机械化使农业成为高度资本化的产业。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一个农民每年需要使用他的干草打捆机50小时，否则他的修理和折价成本将大于使用干草打捆机的收益，因此农民需要扩大农场的规模来增加利润。成本的增加导致了很多边际生产者的淘汰。对于小业主来说，随着交通网络的完善，美国发展成全国性市场，需要原材料、资金和全国市场销售，独立生产者对大资本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大商人的崛起是必然的。1939年，全美1%的公司拥有超过50%的企业员工。

由于小人物无力与大公司抗衡，经济个人主义的小资本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社会为了获取集中管理的利益，必须把更多的小资本家转化为雇员。

随着机器提高生产力，虽然从事生产的工人数量减少了，但技术人员、工程师等的需求却增加了，流通领域也需要相应扩大，业务所需的协调范围也在扩大，因此企业对白领的需求也随之增加。随着规模化生产的扩大，企业需要更大的市场，对市场的极度渴望也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贸易、促销、广告等流通行业中。

于是，美国逐渐从一个小业主国家转变为一个雇员国家。平民财产意味着一个人可以独立于经济权力之外；阶级财产意味着，为了生存，一个人必须服从财产赋予其所有者的权力。今天，平民财产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遥不可及，而决定大多数人生活机会的，是能否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自己的服务。

现在，一个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可以掌控数千名依赖他的员工的自由和安全。对于这些员工来说，政治和经济自由与安全不再取决于过去意义上的个人独立性。要获得自由与安全，一个人必须有效地控制他所依赖的东西：集中式企业中的工作。

米尔斯表示，中产阶级的转变，从消极意义上讲，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从积极意义上讲，是从有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这种转变也是生产力优化转型的必然结果。

管理——官僚主义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专业化，为了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企业需要成为合理的组织机构，科层制就此形成。

管理者的增多，并不仅仅局限于依靠官僚规则工作和生活的人们的比例增加，还意味着对于下层民众来说，越来越多的领域成为管理和操纵的对象，而今天人们经济生活的方向越来越集中在大约1%到2%的人手中。

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完全取决于企业的积极性。企业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有自己积极性的实体：为了利润而控制一切。中产阶级不是企业的主人，而是被企业所控制。企业内部的小管理者可以不贪婪、不激进，但必须按照企业机器的“贪婪、激进”方式运作，因为个人工作的利益取决于企业的利益，企业的目的最终会成为人们的积极性。

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操纵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心理层面的操纵也愈发强大。

随着管理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操纵”的技巧越来越隐蔽。新管理的常规目标是将管理者希望人们做的一切内化到自己的言行中。通过制度规定的控制，许多鞭子无形地挂在人们的心里。人们往往无法意识到他们的真实动机，人们常常不知道鞭子是如何放进去的，甚至不知道鞭子是否存在。

官僚体制使生产合理高效，但也使权力和操控变得匿名。这是一种控制人们行为的专制体制。它隐蔽性强，敌人难以识别。个人在这种体制下是孤立无援的。

马克思在1842年写道：整个世界都是官僚主义操纵的对象。

工作——疏远的人

“人类虽然创造了新的、更好的征服自然的方法，但却陷入了那些错综复杂的迷宫之中，没有意识到这些方法只有当它们实现了人类的目标时才有意义。人类虽然成为了自然的主宰，却也成为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人类虽然对万事万物都有着丰富的知识，但却忽视了人类生存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比如人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如何充分发挥人无与伦比的能力并创造性地利用这些能力。”

疏离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一种不幸，是一种从精神崩溃到自我陶醉的形式，是一种流行的征服方式。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异化的劳动者脱离了自身的生产活动、劳动目标、生产过程，劳动成为一种非自发的活动，劳动者不能认同、不能体会劳动的意义，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不再是自我实现的个体，而是按照资产阶级希望他们存在的方式而存在。

在新中产阶层中，白领阶层同样被异化。他们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服务、劳动力、精力和技能以求生存，而销售行业的雇主则会购买员工的社会人格、友善、微笑、热情等品质。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每个人都试图将他人作为工具，对于那些工作需要与自身性质不相符的工具性的人来说，异化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异化形成一种循环关系，一个人也会把自己视为工具，并越来越疏远它。

异化工作是非自发性的工作。工作往往是一种被迫的选择。如果不是为了金钱交换，很多人不会做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在企业中，往往是少数专业人员做决策，大量机器人般的人做执行。两者通过职权融合，相互依赖，各司其职。

无论在哪个层级，员工都要出卖一定的独立性，工作生活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人，个人所属的计划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人的管理和操纵，如果个人与产品没有直接的心理联系，那么工作必然会处于无意义状态，异化在所难免。

可以说，企业就是非人性化、异化的代名词，你给企业的越多，给人的就越少。

另一方面，由于工作岗位的可替代性不断增强，白领阶层的不安全感也在不断扩大，这也加剧了异化程度。因为技术更新速度很快，每次更新必然会淘汰一部分人，因为生产力提高所创造的新工作岗位数量并不总是大于淘汰的工作岗位数量，而生产力增长所增加的财富往往被少数人拿走，比如专利。这也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不断提高的生产力在社会中分配不均，反而加剧了分配不均。

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政府需要通过计划再分配来维持下层民众的生活，保障下层民众的各种福利政策，使他们能够维持正常生活。但是，在生产力更新不够的情况下，在封闭的体制下，为了推行福利，就必须掠夺剩余民众的利益，才能维持下去。这也是当今美国阶级矛盾日益加剧的原因之一。

要求底层人民更加努力地工作并不是解决贫富不均问题的根本。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付出同样的努力，由于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劳动量的固定性，仍然会有相当一部分人陷入底层。

另一方面，教育改变命运，对整个社会来说，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了。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培养了一批“过剩大学生”。由于社会就业机会的分布特点，很多人只能进入那些需要智力水平远低于大学生的岗位。在米尔斯时代，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就曾说过：“对大多数美国年轻人来说，四年的大学教育不仅‘浪费又昂贵’，而且‘不受社会欢迎’。”

教育实际上是为社会行政体系而存在的，只有社会的职业需求不断对教育提出要求，教育才能发挥成功手段的作用。

在这种异化中，个体倾向于逃避，20世纪5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种圣灵文学，强调心灵的宁静和各种修身养性的方式，反对对外在野心的追求，而激发内在的激情。

作为一种随波逐流的逃避主义文学，它试图通过降低人们的外在抱负和期望，用更令人满意或更个人可行的内在目标取代旧目标来控制人生目标和人生路径。在这种文学中，外在的胜利者往往被描述为内在的失败者。面对外部环境的无力感，诉诸内在精神成为更好的选择。

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底层民众向上爬的难度越来越大，人生变成了一场彩票，一场天上掉大奖的彩票联谊会，人无法改变社会，只能改变自己，这种文学的兴起也是必然的发展。

欧文·亚隆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中写道：“当我们限制自己体验强烈而敏感的生活，限制自己发挥潜能时，我们就会为没有活过的生活感到愧疚。”许多心理学家指出，许多心理疾病都是因为不良环境阻碍了人们朝着发挥潜能的方向成长，异化导致个人潜能得不到发挥，使人性无法得到充分发展。

但是，由于社会整体就业机会的分配，大多数人无法在“自发为自己工作”的氛围中工作，工作自由被剥夺。能在工作中自由表达自我的人，在社会上永远是少数，是那些拥有工作所用财产的人，或者那些没有财产权却拥有工作自由的人。这是事实。

生活——消费主义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异化消费作为大众的必然义务，只不过是一种附加的异化生产。奇观是一场永久的鸦片战争，一场迫使人们把物品等同于商品、把满足等同于生存的鸦片战争。”“文化产业不断地向消费者许诺，又欺骗他们。欺骗的不是文化产业为人们提供了娱乐，而是它彻底摧毁了娱乐。”“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已经不再是利润最大化与生产合理化的矛盾，而是潜在的无限生产力与销售产品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在这个阶段，体制不仅要控制生产机器，还要控制消费者的需求，不仅要控制价格，还要控制这个价格要求什么。”

消费主义是时下很流行的一个词，在马克思主义中，消费主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物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质变。

20世纪初以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官僚体制的主要目标是弥合大规模生产与个体消费之间的差距，销售广告业应运而生，消费主义由此诞生。

如今，销售已经成为一种抽象的价值观、一门科学、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专业的市场调研、数据分析等专业手段，销售被彻底调查，强劲的销售成为需求的替代刺激，资本家通过各种手段创造新的需求和更强烈的欲望，现在，“我们的超级购物中心就是我们的圣地，我们的冥界。”

大众传媒把商品信息与一定的幸福形象联系起来，创造各种消费符号，把商品与个人地位、名誉、生活等联系起来。

物品卖出去的关键，往往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象征价值。比如名牌、手表、豪车、钻石，各种商品都有象征价值，旅游某种程度上也是象征价值的体现。消费是一个人支付能力的持续展现，如果你不消费，那么你在社会上就“不太引人注意”。你拥有的消费符号的多少，决定了一个人的幸福感、地位、名声。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对消费进行了如下总结：“人们从来不消费物品本身，而是把物品当作一种符号，用来凸显自己，或者让自己加入一个理想的群体，或者借助于一个更高地位的群体，从而摆脱自己的群体。”这些符号被大众媒体和上层阶级所操纵。以时尚为例，时尚其实是一种理性的尝试，它试图开发高端市场，加速商品的周转，而名牌则是强加给上层阶级和财富的象征。

当我们消费时，我们很大程度上被无意识地操纵，用我们的劳动时间换取一些无用的符号。我们拥有的符号越多，我们可衡量的幸福感就越强烈。

比如在穿衣打扮上，你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主权。如果你穿的是祖母时代的衣服，被社会认为是过时的，你很可能会被大众瞧不起。消费主义要求你形成特定的审美意识，才能让商品快速周转。消费主义提倡无形的攀比。你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塑造“时尚”期望你拥有的审美，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来自社会的这点小压力。

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消费，如果群体消费大幅度减少，就会导致生产过剩，大量人就会失业。消费已经成为我们的义务之一，我们的整个生活已经成为社会再生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结论——美丽新世界

米尔斯笔下的20世纪白领阶层形象至今仍然存在。这种体制下的人们已经背离了戴维·里斯曼所倡导的成为具有“自我导向”的独立公民的价值观，这也是米尔斯的担忧之一。公民不复存在，有的只是被大众媒体和上层阶级操纵的异化大众。权力高度集中在大型商业工作、官僚机构和军队中。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提出，美国经济已经被数百家大公司所把持，民主的传统机制无法对这些权力精英构成有效的挑战。

米尔斯的政治哲学是“个人烦恼就是公共事务”，个人问题往往蕴含着重要的公共事务。他所期待的并不是回到过去小资本家时代的浪漫愿望，他承认美国组织中的权力集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社会学家布迪厄也认为阶级分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既然社会需要管理者，社会就必然分化出管理者的阶级。米尔斯希望民众理解意识形态，民众与政治疏离是危险的，权力集中需要置于某种控制之下，使其对民众负责。

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马克思曾认为，共产主义会摧毁这种非人性的制度，异化和分工将被共产主义所消除。然而，近百年来，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计划经济破产，大多数人对共产主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信心，只能追求资本主义的优化。因此，我们只能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对于个体而言，中产阶级的大多数人在庞大的社会机器面前无能为力，只能选择逃避或者融入。从禁欲主义的角度看，从来没有人保证过活着就能带来幸福、平等、自由，它们从来都只是一个梦想，我们只能努力去追寻。特权阶级、奴役、对人的操纵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未来能否消除它们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从另一个角度看，自由或许不是人生的必需品。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用大宗教裁判所的一句话来形容人类：

“人们深切地渴望找到一个对象，能迅速将自己作为可怜生物与生俱来的自由交给他。但能握住自由的，只有自己，才能安慰自己的良心。你想进入这个世界，两手空空地走下去，怀揣着某种自由和誓言，却因自己的平庸和天生的粗鲁而无法理解，并对它充满恐惧——因为对于人类和人类社会来说，从来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难以承受的了！”

人类或许生来就不是为了追求自由，大多数人只需要幸福的保障，而不是追求自由。

在这样的条件下，随着脑科学、基因工程的发展，操控人类将不再只是心理科学，而是成为一门自然科学，必然会登上历史舞台。

如果将来人类的大脑可以被操控和改造，那么可以说，自由和灵魂从来都只是人类的自欺欺人，我们拥有的只是自欺欺人的自由意识，我们只是无意识的傀儡。

这样一来，《美丽新世界》中的乌托邦或许就是人类社会的归宿，而我们不能认为《美丽新世界》是荒凉的。活在被操纵的梦境里有什么不好？至少在那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拥有幸福和快乐，哪怕是被操纵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