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定型与精英寡头统治初步凸现

社会结构定型与精英寡头统治初步凸现

按照现代社会学的理论，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精英阶层，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主导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这个精英阶层的来源不同，构成方式也不同，因此质量也不同，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异。按照意大利学者帕累托的理论，社会精英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占据社会发展主导地位的人，即统治精英（）；另一种是各行各业中最精通、最优秀、最有能力的人才，即职业精英。在一个发达、快速进步的社会中，这两种精英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循环的机制。如果这种机制更加完善，那么各行各业中智力最优秀、专业知识最丰富的精英就可以及时补充到各行各业的统治精英群体中，从而保证最优秀的人才始终在引导着各项事业的发展方向。相反，在一个内部封闭的社会里，这两种精英的流通被阻断。统治精英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和自身利益，也会用各种方法，阻断那些来自社会下层的职业精英进入自己的岗位。帕累托认为，这种情况一旦发展到极端，就会形成一种矛盾——社会各界最优秀的精英处于被压制、无权无势的地位，而统治的社会“精英”则是一群通过继承和特权获得地位的愚昧无知的人。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革命前夕都出现过。

因此，帕累托提出了一个著名定理：精英地位的封闭和难以企及，往往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是革命和动乱的前兆。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 几年前，我曾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进的四种可能趋势，即结构固定、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种趋势有的比较明显，有的则隐隐可见，但这四种趋势将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精英问题放到这样的基本背景中去看待，或许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 结构固定 社会结构固定不是不正常现象，而是一种正常、规律性的现象。除非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期，社会结构的常态是固定的，不会改变。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其社会结构一般也处于固定状态。只不过在这些国家，固定的结构与相对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并存。就目前中国社会结构初具雏形而言，这些迹象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首先，阶层之间的界限开始形成。最明显的就是不同居住地的划分。如果说居住地划分所形成的阶层界限是看得见的，那么生活方式、文化所形成的阶层界限则是看不见的。

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级界限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是阶级结构再生产的机制。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内部阶级认同的形成，是与阶级之间的界限相联系的。因为正是从这个界限出发，人们发展出了“我们”和“他们”的概念和意识。199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对上海市民的阶级意识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有阶级差别，但没有阶级意识”。1996年在武汉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市民有阶级认知，3/4的市民认为自己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第三，阶级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20世纪80年代，包括90年代初期，阶级之间的流动相当频繁。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就是社会门槛的提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你只需要很小的一笔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商业领域。现在一些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就是借几万元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但今天，这完全是不可能的。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以前人们常说的农民儿子永远是农民，商人儿子永远是商人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上还有“富二代”的说法，近些年又出现了“穷二代”的说法，这说明社会阶层的继承、世袭现象开始出现了。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可以肯定社会结构刻板化的过程已经开始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刻板化，一种影响和控制社会发展进程，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项改革措施或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会发生很大的争论。这些争论有些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等。但是，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不管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如何，利益结果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受益的还是有利于谁，该受损的还是不利于谁。即使是那些在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上存在很大差异的措施和政策，最终的利益结果也大体相似。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开始形成。由于形成了这种扭曲改革的机制，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举措在实践中往往收到不公平的社会效果，极端情况下甚至沦为腐败的手段。近年来对改革的反思与争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相对稳定的精英群体的形成是社会结构定型的构成要素之一。新时期精英阶层的形成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转型，在社会结构定型过程中，精英阶层不同部分形成的联盟关系是一个值得更多关注的现象。

简单分析历史，在体制外精英刚刚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体制内的精英感到极为不舒服，猜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事实上，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与这种猜疑和恐惧有直接关系。猜疑和恐惧降低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性。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双方关系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复杂的同盟与冲突格局。在此背景下，体制内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以下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构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结盟的基础。 80年代末的事件让双方都认识到“不稳定”不利于统治和掌权，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维持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其次，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下，中央一度采取打压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明显站在后者一边，出台了“几不变”政策，结果在地方和基层，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经商”的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强大官场背景的人变成了商人，促进了体制内外人士之间的亲和力。

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标志着部分知识分子加入到这个联盟。事实上，后来由于政府的政策导向等原因，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学上的自由主义）更大规模地加入了这个联盟。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精英联盟不断发展的同时，精英与民众之间的裂痕却进一步加深。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一些改革措施的争论，由于利益不同，争论中很难说谁对谁错。近年来，在对国企改革、医教改革、房地产热等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看法和主张上，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分歧甚至裂痕大大加深。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对精英的嘲讽和羞辱，精英本身也显得越来越专横跋扈。当房地产开发商说，我们盖房子是为了富人，不是为了穷人；当北京出租车公司的老板说换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跟消费者没关系的时候；当知识精英说普通民众反对我的观点恰恰说明我是对的时候，我们既能感受到精英阶层的暴政和专制，又能感受到精英阶层与民众之间裂痕的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形成“上层阶级化、下层阶级碎片化”的结构，在结构层面上则表现出“上层寡头化、下层阶级民粹化”的特征。应该说，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寡头统治、精英寡头化，是资源高度集中、精英权力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

当今世界，有两个地方寡头问题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寡头统治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大土地制度。到18世纪末，大土地制度已经统治了拉丁美洲，大农场主和牧场主垄断了大部分土地资源，他们不仅掌握了大部分经济资源，而且对政治事务也有很大影响力。另一个地方是转型中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寡头”主要由大资本家组成，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过程中迅速致富。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那些控制了石油、天然气、钻石、有色金属等重要资源的人逐渐成为经济寡头。俄罗斯寡头不仅掌控着俄罗斯经济，而且逐渐将触角伸向政治领域，包括垄断、控制和操纵媒体、通过提供赞助影响选举进程、干预决策和立法，有的甚至亲自担任政府机构要职。2000年5月，普京就任总统几个月后，开始打击经济寡头。至此，俄罗斯寡头势力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近年来，中国社会关于精英寡头化的讨论开始兴起，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做大做强”、“抓大放小”战略思想的驱动下，国有寡头企业凭借垄断优势迅速发展，而大量中小企业和个体户消失；在一些行业和领域，资源迅速积累，如房地产领域，“寡头垄断”概念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头禅”；在一些地方，形成的政商联盟，掌握了多方面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的地位。

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转型时期的精英联盟寡头化与俄罗斯社会的寡头统治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的寡头精英并没有俄罗斯寡头那么多的财富，可供寡头发挥作用的制度空间也没有俄罗斯那么大。其实，中国精英寡头问题之所以出现，与其说是他们自身的强大，不如说是其他群体社会政治权利被剥夺而导致的无力感，以及他们权力的靠山。现实中，精英联盟寡头化的结果之一，就是侵占了其他阶层的发展空间。有两个迹象值得警惕，一是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的恶化。国家工商总局前些年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个体工商户有3160万人，到2004年，这一数字已下降到2350万人，六年间净减81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35万人。另一项研究显示，1994年至2004年的十年间，全国有770万个体工商户消失。垄断行业反而侵占了全民的资源，却只给国家交所得税，其余利润全部留给企业。第二，中产阶级近年来开始成为掠夺对象。在房地产繁荣时期，中产阶级成为掠夺对象的新现象开始出现。拆迁的受害者不仅包括城市的下层阶级，也包括一部分中产阶级。某都市项目拆迁过程，被称为“中产社区”的噩梦。

他们所居住的小区，在没有经过合法程序的情况下，就被强行拆迁了。从小区250户居民的职业构成来看，他们大多从事着公认的“受人尊敬”的职业，有高级法院法官、局级干部、军官、警察、医生、教师、作家、民营企业家、外资企业高层等。但即便如此，他们也逃脱不了被强行拆迁的命运。房价上涨对中产阶层也有直接影响。在很多大城市，房价上涨不仅让普通市民吃不消，就连高收入的白领阶层也深受其害。对于刚刚毕业的年轻白领来说，攒钱的速度往往赶不上首付增加的速度。对于相当一部分白领阶层来说，即便努力工作买房，沉重的经济负担也是可想而知的。有专家指出，随着我国个人消费信贷（特别是住房信贷）的迅速扩张，一些大城市居民已悄然成为高负债人群。其中，上海、北京的家庭负债率最高，分别达到155%和122%，已超过美国2003年115%的平均家庭负债率。其结果是生活质量明显下降，赢家通吃。稀缺的社会资源从类型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物质财富即经济资源，一是政治权力，三是社会声望或社会声誉。在任何社会中，这三类资源都是稀缺的，但在不同的社会中，配置这些资源的原则是不同的。一种方法是分散配置，即在配置不同类型的资源时实行不同的原则。

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较多某种资源的人或群体，并不一定拥有较多其他资源。而在另一种社会中，可能实行的是整合原则。也就是说，各种资源往往集中在同一批人手里。按照这两种不同的原则进行资源配置，其结果和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是弥散性分配，农民、城市无固定职业者、两劳力者等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经济地位首先得到改善。其中，中国社会最早的“首富”或“万元户”往往就来自这些群体。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往往与他们拥有的财富不成正比。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一方面羡慕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国企干部、工人的收入往往低于这些“首富”，但他们不仅享受着“首富”无法享受到的各种福利，而且他们的地位和职业在当时似乎也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是比“个体户”要高。另一个群体是知识分子，改革之初，政府提倡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政治上，“臭老九”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文化上也开始受到社会的尊重，以至于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老九上了天堂”的说法。然而，长期以来，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在这样的资源配置格局下，几乎每个群体都有值得骄傲的地方社会结构定型与精英寡头统治初步凸现，也有值得失落的地方。但在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个体经营者阶层在90年代还存在，那么它已经不再是作为富人的代名词而存在，虽然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但大部分都回归到了较低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情况下，个体经营者阶层在短时间内逐渐失去了可以引以为豪的经济优势。在改革的过程中，城市劳动者不仅逐渐失去了过去令人羡慕的各种福利待遇，他们中的几千万人也失去了他们以为永远也丢不掉的“铁饭碗”。即便是那些没有丢掉饭碗的个体经营者，也不仅面临着丢掉饭碗的压力，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经济社会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 20世纪80年代初收入迅速提高的农民，实际上从80年代中期开始度过了一段短暂的黄金时代。上述阶层如今已经很少有值得骄傲的资本了。但另一方面，一个以总体资本为特征的阶层，却在迅速吸纳社会各类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赢者通吃的心态开始蔓延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这几年，伴随着豪宅热潮，一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蚕食。在全国闻名的国家森林公园、历史上为儒释道四大宗教聚集地的庐山莲花洞，园内已建成约50栋豪华别墅，业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

在北京香山，一位开发商说，“我们要把这里打造成北京第二个富人区”。在上海，市郊一处著名山林周围拿下了1000多亩土地，修建了100多栋超豪华别墅。别墅最低售价1800万元，最大的一栋占地20亩，售价过亿。此外，一些名山大川如泰山、崂山等也成为开发商瞄准的目标。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在这些表面现象背后，赢家通吃的现象已初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