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 诺曼·戴维斯 “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

欧洲史 诺曼·戴维斯 “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

译者：苏广根

出版：三汇图书 | 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2月

托尼·朱特的传记是一场精心打造的思想对话。朱特和斯奈德带我们重温被遗忘的思想，仔细审视时尚趋势，共同呈现了一部20世纪思想史。

从阅读角度看，相较于托尼·朱特的思想传记《思考20世纪》，《事实改变之后》似乎更难读懂。一方面，它是他1995年至2010年发表在《纽约书评》、《新共和》和《纽约时报》上的评论文章（既有书评也有时事评论），由他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在他去世后整理而成；另一方面，文章涉及的领域几乎涵盖了朱特一直思考和关心的大部分话题：从大屠杀到以色列，从法国知识分子到美国公共事务，从“经济时代”的崩溃到“新的不安全时代”的到来……其中不乏对他的同行的尖锐批评（如为诺曼·戴维斯的《欧洲史》撰写的书评《罪与过错》），也有对他所崇拜的人（如阿伦特和加缪）的赞美和致敬。霍曼斯说，“在这些文章里，你会看到托尼既是一个头脑清醒、相信事实、事件和数据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主义者，不仅为自己，也为社会。”这两种身份确实很符合朱特给人的印象：严谨追求具体的事实和真理，同时又不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朱特对事实的重视与本书的书名相呼应，这出自朱特喜欢并认同的一句话：“当事实改变时，我的想法也会随之改变。”在朱特看来，面对事件的发展和事实的变化，及时调整相应的想法和立场，才是对自己、对历史诚实。他甚至因此批评了自己的老师霍布斯鲍姆，认为他的很多观念和思想并没有随着上世纪末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而改变。

朱特决心不让自己停滞在不可动摇的立场上。他在思想自传《思考20世纪》中与蒂莫西·斯奈德的对话中，引用了伯纳德·威廉斯对真理与真诚的区分，表明真诚地说出真理、说出事实比找到一个“更高的真理”并遵循它更为可取。尽管在很大程度上“真诚是丑陋而复杂的，而更高的真理则显得纯洁而美丽”，但在他看来，“即使我们从20世纪什么也没学到，我们至少应该明白，答案越完美，后果就越可怕。我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是在不完美的情况下做出不完美的改进，也许这正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智识勇气

不要拒绝重新审视以前的问题

在该集子的第一篇文章《从坏到坏》中，朱特慷慨地表达了对霍布斯鲍姆“时代三部曲”的赞扬，但同时也指出，霍布斯鲍姆在第四部探讨20世纪历史时，并没有正视世界已经发生的变化，重新审视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观念：“尤其是左与右、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进步与反动等范畴，似乎在霍布斯鲍姆的头脑中牢牢确立。自从他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了解这些范畴以来，它们在霍布斯鲍姆的头脑中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因为20世纪的重大事件和冲突都发生在霍布斯鲍姆有生之年，因此当它们发生时他对此没有不同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朱特虽然对此抱有同情的理解，但他也指出，“霍布斯鲍姆对19世纪的无情质疑，使他成为那些想了解19世纪的人必读的历史学家，但我在他对20世纪的记述中没有看到这种质疑。”尤其是他在书中对华沙起义和“大清洗”的描述，更显示出他因过度痴迷于自己的身份和信仰而“过于轻描淡写”，这是“对历史的不诚实”。

朱特“并不拒绝随着事态的发展重新审视过去的问题”，这一点在他对以色列问题的处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书中的三篇文章《这条路不可通行》、《寻求另一条道路》和《还应该做些什么》证明了朱特试图“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让历史、道德和实用主义来影响这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

2002年，朱特在为《纽约书评》撰写书评《这条路已死》时，就以“除了进行和平谈判，最终解决问题，别无他法”作为结尾。仅仅一年之后，次年10月，当他再次思考中东危机时，他以《寻求另一条出路》为题，并在开篇就断言“中东和平进程已经结束”。在《思考20世纪》中，朱特在自传中也提到了这段经历，“2003年秋天，我在一篇发表于《纽约书评》、后来臭名昭著的文章中指出，一国方案，无论它多么不可思议，多么不受争端各方欢迎，如今都是中东最现实的前景……”6年后，当巴以局势持续恶化，“可怕而矛盾的现实日益凸显”时，朱特再次试图回应“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两国方案’，但真正相信该方案能够成功解决问题的人却越来越少。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一问题。因此，他将这篇文章命名为《我们还应该做什么》。这篇写于2009年夏天的文章，从未完成和发表。在霍曼斯看来，尽管朱特没有把文章打磨到令自己满意的水平，但她在其中看到了“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勇气”，这是朱特不断审视自己并调整立场、严守细节、不断使自己的观点更加令人信服的勇气。即便是曾经坚守的原则，也要考虑到事实的变化，并据此“给出自己诚实而清晰的解释”。这也是朱特一直以来的“真诚之心”。

【与翻译陶小璐对话】

“确定”很容易，但质疑自己却很难

●翻译来源

《事实改变之后》的翻译工作从 2015 年 1 月开始，同年 12 月完成。我把这本书的翻译看作是深入研究和阅读朱特以及他所谈论和关心的问题的过程，因此不惜一切代价，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我第一次读朱特是在 2014 年，读的是他的《责任的重担》，因为里面写到了我们俩都很喜欢的加缪。我还如饥似渴地读了《价值重估》和《战后欧洲史》，这两本书彻底改变了我对 20 世纪的理解。

在读了三汇书店主编的《事实改变之后》后，我立即决定翻译这本书。这本书几乎触及了朱特的所有问题，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为了保证翻译的准确性，我托朋友从美国买了朱特的几乎所有英文作品。我读了大部分，在翻译过程中，我读了霍布斯鲍姆的书，重读了《鼠疫》，研究了犹太史，了解了以色列建国的历史。

●阅读益处

翻译这本书也让我这个译者受益匪浅。英国记者乔纳森·弗里兰曾在《纽约书评》上为这本书写过书评。用他的话说，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应该“能够拥有道德的复杂性，认识和审视自己的矛盾”。我们必须承认，事物本身就具有复杂性，人不应该也不能持有所谓的纯粹立场。肯定会有智力和道德上的复杂性或所谓的分歧和矛盾。我们应该做的是与矛盾相处，而不是试图消除它们。朱特想说的是，并不是确定性就是安全的，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问题。对某种信念“确定”很容易，但能够不断怀疑和质疑自己而不陷入道德相对主义，这确实很难。朱特所敬佩的加缪、奥威尔和阿隆都是这样的人。

我希望自己能像朱特一样：只服从证据和事实，不断勇敢地承认自己的愚蠢、错误和无知，愿意纠正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绝不让自己在思想上安于现状。他的勇气、良知、清晰、智慧、尊重事实、敏锐的思维和文笔感染了我，让我信服。

公开写作

《纽约书评》、《伦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大西洋月刊》等介乎大众传媒和学术期刊之间的刊物，至今尚未被完整翻译，而国内也缺乏这样的刊物。通过翻译朱特的《事实改变之后》，读者还可以读到更多《纽约书评》的文章，并意识到在通俗写作和专业写作之间其实还有一条中间道路。

更重要的是，在华人世界乃至世界范围内，像这本书这样优秀的公共写作并不多见。朱德特的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专业的历史学家和公共写作者很多，但能将自己的专业研究运用到公共写作中并影响人们思想的人却不多。朱德特无疑是其中最优秀的作家。

研究近现代史的人，无法回避当下。朱特对欧洲史、大屠杀以及整个左翼运动的思想观念的研究，都有着现实的关怀。这是公共写作与专业写作的相互强化：公共写作需要用专业视野提供更多的素材和扎实的事实，而对当下的关注，其实为专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问题意识。因此，朱特对当下负有了一个广义的人文学者应该承担的责任，即在观念上影响公众，尽管他知道，很多时候自己无力改变潮流的方向。

新京报记者 李嘉瑜 撰稿